39.Becky：关于医疗改革与政府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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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y：这个问题来自Billy D. Ross。他写道：“Buffett先生，作为一名来自纽约州的护士，多年来即使是在一线救死扶伤时，我也一直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份好的医疗保险。在纽约，获得保险意味着要应对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州政府系统，感觉就像是专门让人望而却步。我很好奇，是什么最终导致您和JP Morgan、Amazon的医疗项目终止？鉴于您对价值和长期主义的承诺，您会考虑再次关注美国的健康保险改革吗？”
Warren：是的，虽然很难给出精确数字，但我们的医疗支出大约接近GDP占比的20%。如果你回到1960年，当时有很多国家的医疗支出都在5%左右。然后，各国的支出曲线开始大幅分化。数学事实是，整个蛋糕就只有100个百分点，一边多了，其他部分就会少。
所以我们和JP Morgan、Amazon一起尝试了那个实验，我们三个人都不认为自己知道答案，但在我看来，我用过一个比喻，说它是经济中的“tapeworm（绦虫）”。我们也发现，这条“绦虫”在全国各地都活跃存在。医院很喜欢这个系统，医院里有很多知名人士和大家一起工作，人们通常喜欢自己的医生，但不喜欢这个体系。
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发生了，但最终，JP Morgan、Amazon和Berkshire对那20%的支出无能为力。要知道，20%，整个蛋糕只有100个百分点，而其他国家只花6%或7%，有的还利用我们这个体系间接获益，这也是事实。这是个巨大的经济体量，我们发现体系根深蒂固，几乎无法真正改变。我们花了钱，做了些工作，对我们自己的体系有了更多了解，也看到了现有体系在无数人心中根深蒂固的程度，无论是医疗服务提供者，还是所有人，这些人并不邪恶，他们只是做着自己的工作，努力救人。
但我们发现，无论是在加拿大、法国、英国还是其他地方，只要你比较下成本，就会发现我们的成本高得多，某种程度上我们在补贴全世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会来美国做那些极其罕见或复杂的手术之类的事情。
但我们在医疗体系建设方面没取得任何进展。到了某个节点，政府也深深卷入其中，因为医疗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我们无能为力。
我跟Jamie和Jeff说，“绦虫赢了。”当一个行业在GDP占比达到
20%，社会对改变这个行业的热情、行业的政治影响力都会极大增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坏人，只是大家都被卷进去了。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都不知道答案。我们有钱去做，但我们不知道怎么改变3.3亿美国人对医生、对医疗体系、对自己应得待遇的看法。这种情况不会自己发生变化，只有政府能改变，而最关键的就是那435个众议员和100个参议员能达成多数。我父亲一生只在1948年输过一次选举，他是个非常坚定的共和党人。1950年，他又赢回来了，击败了那些1948年赢过他的那些人，并且他得到了医生们的支持，他们都非常相信自己做的事，每天都在帮助别人。
疫情期间，很多人做出牺牲拯救了他人，令人敬佩。你能想象在那种环境下工作吗？每天都有几十个人送进来等死，你还得保持士气，继续工作。所以医疗的重要性无可争议，但我们的成本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因素。我们是个很富有的国家，所以能做别的国家做不到的事。通过民选代表和各种机制，我们发展出一个极难发生重大变革的体系，这个体系在每个社区都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能给你一个答案，但……我参与进来的时候本来就有些悲观，在不得不退出时又更悲观了些，我很高兴我们做的那些事情，也从中学到了自身的不足。Berkshire花的钱很值，但我们没能消灭那条“绦虫”。
是的，在美国推动政府变革 ，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因为进入政府、留在政府的人有自我选择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得不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决定，慢慢学会接受、合理化这些决定，无论如何，这个国家做到的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好。
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体系失败了，但你可以说有些问题极难解决。其中之一就是我之前提到的财政问题，因为花钱容易，削减别人的收入很难。如果你当选了，你知道，你会对自己说， “嗯，如果能让我留任，能做到的好事，肯定比我凭良心对这类事投票更多”，所以，为了留任，你在这里让一步，那里让一步，又在别处让一步。最后你都不认识镜子里的自己了。
我在政治家庭中长大，看到过很多人的行为举止，大家的行为都合乎人性，我也一样，人们必须接受这点。我们依然设法以显著的方式不断发展。现在生活在这里比一百年前、两百年前好太多了，变化巨大。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体系失败了，但你可以说，要在其中做出重大变革是非常困难的。
好的，第五区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