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的《生育制度》对为何形成夫妻、亲子关系稳定三角结构，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论证得十分清楚。

个人理解，本书的一个基本逻辑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也即人的特性，决定了子女不止需要生理性抚育，也需要社会性抚育。由此，产生了双性抚育的文化制度。 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人介入社会的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做一个社会需要的人；第二个问题是，每一辈人如何将积累的财富、经验、权力，最低成本的传承下去，以利社会整体发展。

成书的时间在新中国成立前，彼时中国还是久经战火蹂躏的农业国家，还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实践。但费老分析的逻辑基础，即家庭关系的社会性需要，仍然可作为分析当下的有力工具。读此书时，有感对过去看的更明白些，亦跃跃欲试，想依此法，剖析下现在，预测预测未来。


然而，当我们真的开始审视当代中国社会时，会发现传统的稳定三角结构已被撕烂了，然后又重新拍在一起，叠叠层层，像一个毫无美感的报纸剪贴画。过往在超稳定社会中，我们默认的极其严密稳定的三角结构，有些退化为父母两点一线的不稳定结构（丁克主义）；有些甚至干脆就停留在孤立一点（不婚主义），若即若离的依附于上一代三角结构的状态。

那句“抚育，是为了不抚育”代表的传统上一代三角自然消亡、下一代新三角形成的模式，也变成了一个个残缺三角结构藕断丝连，互相支撑的结构。

我们所处的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的背景是新的社会运转模式，不再需要农耕经济那么多的人口。在这背景之上，是生产力在内容和速度方面的陡然提升。

我这里说的"内容"指的是，传统上，要传递给后世的如果是权力或土地，那么不坏的制度是"长子继承制"。如果传递的是可分割的，或不太依赖于经验与权威的，那么就会因地制宜的产生其他继承形式。当代社会的知识、技能、信息等可分割且不依赖权威的资源，涌现出来，传统的继承制度自然失去了其合理性基础。

"速度"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升级的快慢。如果父辈老去时，只是身体老了，而经验知识仍大部分可用，那自然可以传给下一代。但如果父辈身体还没老，但知识认知结构已经落后于时代，那传承的路径自然会改道。需要代表“社会标准”教育子女的人，代表不了社会了，这为亲子关系内生的矛盾，又蒙上了一层额外的阴影。（注：这里矛盾的逻辑，费老的书中分析已经很透彻。子女初生，一切都是自然的。社会的教化必是限制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要好好做，那个要好好做。 把他从一个动物，塑造成为一个人。 这个过程。父母代替社会管教儿女，就产生了与儿女天性相矛盾的内生原因。若是旧时，男主外女主内，父做教化，母满足生理需求。则必然是严父慈母的形象。佛洛依德的俄狄浦斯，恋母仇父情节即是此。）

极端情况（其实已并不极端），随着人口寿命的普遍延长，养老不再是提供生存必须，甚至开始起到反向抚育的作用。即是说，家庭三角不再向过去一样，一代代单向向下。子辈，也开始要代表社会新的需要，反向抚育父母一辈，令其在长达几十年的中晚年生活里（现在可能人到壮年，就已遭遇结构性失业），仍可作为社会的生产力储备，而不至于成为没有生命意义的躯壳。

此时，社会需要家庭单位做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全然不同了。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家庭结构上，更深层地反映了社会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型。

身处其中的当代人，必然是心若浮萍，对自我，对家庭，对社会的观念，都失去了外部的一致指引。我们尚还没有一个对应当代生产力关系的新的生育制度和道德观念，没有一个完整的观念能够弥合传统天朝蛮夷结构与当今世界结构，两种视角间的缺口，更遑论把这些新元素与我们熟知的历史习俗充分融合。

相较而言，欧美已完成工业化百年以上。按费老逻辑，从经济结构到对应人口数量要求再到家庭单位的制度安排，这样推理下来，欧美大众已经经过相当时间的熟悉和适应过程。而经济中的多样元素，例如城乡双向流动，退而不休，不单以效率为先，也为形成新的生育制度创造了一定容忍空间。

可以发散思考的是，生育制度之于文化的位置，相对表层，更多表现为工具属性。流民、乡民、城市人口、贵族精英，似乎在欧美，不同群体也秉持了不同的家庭和生育的观念。

正像费孝通在书中最后部分所提及的，对于个体家庭，要因地制宜的去分析，男女、长幼、氏族等过往出现的模式并不普世。这似乎可以给人以启发，当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结构中出现了很多局部不相同的模式，那么对于家庭形式和相应文化的选择也未必是统一的。


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主动思考，给出模范范例的有意义的地方。

书不长，强烈推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