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筑
昨天犹犹豫豫的看了个扎哈·哈迪德建筑展，唯恐非专业看不出什么门道浪费时间。不过，看得细，看得慢，一些建筑从无到有生发的过程，给人一些火花。
在广州大剧院落成采访中，扎哈说，这个建筑本为英国卡迪夫设计。落在广州，有些许遗憾，也是另一种幸运。根据广州当地人观看节目的内容和习惯不同，建筑设计也做了适应性调整。
建筑与文化是相关的。扎哈事务所在世界各地完成了数量众多的特色建筑。以曲线、反重力，凸显了人类思想的解放和主体价值。
但在微观层面，这些极具崇高感的巨物像是有了自己的完整生命，把一大群人召唤到一起，发给他们一张张漂亮的门禁卡，作为身份标志。然后把人们塞进一个个小格子中。
给人光线、植物、通风。给人社交和私密的空间。对一些高尚人士，还给他们独享的天际线景观，甚至像Henderson顶楼中心，可以设计出完全无遮挡的仰望星空的宴会厅。日复一日，个体似乎被更彻底的规训了。
但这些精心设计的，是荒野中的人，本来就能享受到的啊。
包豪斯风格以锋利的结构主义彰显人类理性重构秩序的能力，虽冷峻，但空出巨大的空间让人们自己填补个性、人性、与温暖的内在。与此相比，解构主义的设计，似乎有些越俎代庖。
仿佛将一大把棋子丢进建筑后。只要华灯齐放，所有人类灵魂就都按计划绽放了。至于是否是空楼死城，甚至棋子本身有没有想法，似乎都变得可有可无。
二、文化、城市
逛到这里，我开始恍惚走神了。纪录片里展示了世界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蓝天、白云、碧水、青山，或急或缓的人群，排向天空的白烟和雀跃的动物们，都重影在一起。
不由得想，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凭什么振振有词研究人家的文化，研究人家的历史。凭什么说他们这里做对了，那里做错了？又凭什么去猜测他们的祖先，会这样想这样做，而不是那样想呢？
即使长期生活过的地方，有多熟悉才算熟悉呢？大学离开家的那年，正好是故乡城市大建设的年份。大四毕业再回去，小时候常玩的旧厂区，连同在野草丛里和儿时玩伴弯弯绕绕几个小时捉迷藏的记忆，都被铲平了，变成商业综合体。站在一个路口，我记得走到下一个路口的位置，原来需要2个小时，现在只要10分钟。陌生和迷惑久久挥之不去。
刚去澳门读书的时候，常常喜欢走街探店，找到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地方。这又怎么算呢？
最近经常去另外一个城市，我的视角和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肯定感觉是不一样的。今天，突然有种新的感悟，当你慢慢找到在一个城市里的生活惯性，不再追问自己是否熟悉，可能就真的熟悉了。
你在这里想做什么，习惯吃东西的有几家店，习惯喝咖啡的有几家店，甚至离开前，在哪里做最后的休整。当你在这座城市的时间，都可以心照不宣的被填充好时，自己也就开始和这个城市建立了某种联系。
我们过的只是自己的一生，城市也只向我们展示我们能看到的那一面。我们把感受到的用逻辑组合起来，当作默认的真理，代入进别处拾得的史实碎片，去类比、推测历史的应然和必然。宣称那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
三、历史规律的破碎与隐喻的价值
回到文化与历史研究。人文学科有一些关于人类本身亘古不变的一些观念。比如心理学。我们可以在经济学、社会学，把一些长期不变的作为公理，不用管它们的对错悬置起来，然后做具体的研究。但不巧的是，恰恰那些在千年、百年周期内容易变化的思想和观念，推进了世界的历史进程。用当代人的平权思想，去看古希腊罗马的城邦构成和神话故事，必然感觉处处不适。
历史研究就这样陷入了一个尴尬境地，总能发现一些新鲜事，也总能发现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如何能通过干瘪失真的碎片去推测历史走向呢？
韦伯反对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是无数具体的、偶然的因果链条。在那之后，人们经历了二战、后现代主义兴起。历史研究工作似乎集体转向了对更确凿细节的挖掘工作中。不敢，不想，也不愿再谈宏大叙事。
这几个月，阅读金观涛老师著作的过程，是比较吃力的。因为老先生重新搭了一个充满新术语和内在逻辑关系的框架，然后在这个框架里面几乎塞进了所有文明的细节。 你从别处看到一个新例子，要转化成框架中的语言，再去推理看看是否合适。
同时阅读的其他大师的作品，在钻研程度和细节把握上，并不输之。倍感遗憾的是，大多放弃了追求统一规律，取而代之为未经证明、一处一用的“假规律”。最终，甚至都不提规律了。对着史实，稍加“因为所以”，就认为未来也应该怎样。但是，除了我们遗漏的动机外，用今人之观念作为起点，推断古人行为，十之八九会犯大错。
历史背后没有科学规律。但这不代表我们没有，或者不需要以另外的形式去探寻规律。脚手架和隐喻就是这样的有力工具。脚手架不是牛顿三大定律那种局限条件下一定为真的铁律。但我们不能因它不描述真理，就称它无用。在维特根斯坦笔下，套套逻辑有借鉴框架的意义，可证伪的命题有指导实践的意义。隐喻，虽完全不具备这两种意义，作为一种范本、童话、故事，却能提供一种启发的价值，是门艺术。（参考：维特根斯坦｜关于意义与疼痛）
金老先生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互相影响的系统；也提出了超越视野、社会有机体、社会蓝图等概念。厘清这些定义，判定哪些是变量哪些是不变量，像在沙子上画画一样，只有好不好，没有对不对。对于中华文明家国同构中，到底是“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还是儒表法里，一竿子插到底。这类常有人争辩的话题。细节与脚手架本身的价值不在一个维度。不可因一个维度的对错，去否定另个维度的价值。所以，金老先生的脚手架是非常珍贵的，有启发，可扩展。
小结一下，我认为，对于人来说，一切终极意义都始于实践，终于实践。有实践意义的历史思考，不是科学（考古、心理），也不是单纯以美为目的的文学作品，是具启发作用的艺术行为。
为了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我觉得任何领域的实践者，都需要以实践为第一要务，勇敢运用隐喻，构建大历史观。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往复，一会儿陷入历史虚无主义，一会儿陷入庸俗经验主义：安于窥探奇闻逸事，草率地把模糊的相似认作必然的未来。
对于构建隐喻，我们要敢于把这个迫切的愿望说出来。诚实的对别人，也对自己说，我在构建的是脚手架，在用的是脚手架，脚手架不是事实可能有错。如此，才有机会把一个个历史细节挂在自洽的位置上。
我跌进历史迷雾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大概知道，这个时代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司、什么用的标的。
套用维特根斯坦的名言，不要“做哲学”而要“用哲学”。这里可以说，不要“做历史”，而要“用历史”。
当然，还是感恩历史工作者们的辛劳，为实践者提供了愈来愈丰富的思考素材。
